[b]　摘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正在成为推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在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应联系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来构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b]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西方；产业发展目标论 　　一、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都是从企业的视角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总的来说，大致可以归为三个主要类别： 　　1.优势论：从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到巴克利、卡森的内部化理论再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它们基本上都强调跨国投资要以具有一定的优势为前提，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手段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优势，本质上都是一种“优势利用论”。我们固然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所要具有的固有优势，然而，我们更要重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创造、发扬和巩固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既有优势。 　　作者认为，跨国投资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以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对于一国的企业而言，只要国外确实存在着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经营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是国内暂时没有或不易取得的，企业就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这种优势。国际上许多知名的跨国公司，如丰田、可口可乐、雀巢等一开始都是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跨国经营才成长壮大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使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实力更为强大；目前我国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同样可以走出去，获得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实现从小到大的迅速成长，积累自己的优势。 　　2.周期论：主要是指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作者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固有的现象，虽然目前我国在很多领域的产品创新上还处于落后地位，但是也有很多产品已经居于领先水平。这样，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手段来延缓这些创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同样也是必要的。 　　3.特色论：包括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可以说，这两个理论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发展中国家。作者认为，虽然它们具有较强的片面性，但是却为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太高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一条独特的思路和一个外资利用的切入点。 　　（二）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理论主要是从产业或更高的视角来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1.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和坎特威尔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它们虽然分别着眼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但是，研究的思路是十分值得借鉴的。作者认为，产业问题或者说产业的升级、发展问题确实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水平的重大经济问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必须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才能保证它的持久竞争力，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是一个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作者在稍后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发展论”。 　　2.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作者认为，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典型的“线性阶段模型”，而我国作为一个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有着复杂而独特的经济结构，这就注定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使该理论难以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1）我国的发展实践与理论模型并不一致。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重要前提是“富国的今天就是穷国的明天”。事实上，世界经济环境与各国国内经济条件的变化快速而复杂，尤其是很多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因此，用单一规律的发展阶段理论模式来套肯定是行不通的。 　　（2）我国双重二元结构的特征与投资发展阶段的关系。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宽广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技术水平高的现代工业部门与技术水平低的传统部门并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与经济发展较缓的西部地区并存。因此，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地区发达程度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衡量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还只能处于第二个发展阶段，但事实上，我国有部分产业、部门、企业和地区已经具有了一些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项目，尤其是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完全具备国际化经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虽然邓宁的这一理论低估了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传统有人称之为“对外扩张”）能力总体上还是正相关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不断地跃上新的水平。 　　3.阿。勃利兹诺伊利的过度资本积累论。这一理论打破了有人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内建立完整而有效的相对封闭的经济循环的幻想。由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现代经济部门由于迅速发展而过度累积的资本，不可能投入到产品相对过剩的传统部门来解决其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因此，即使这一结构难题仍然存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仍是必要的。 　　4.诱发要素投资组合论。这一理论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潮流，认为资本可以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自由地流动，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为主观意志所左右的客观必然性，我们只有通过各种手段去调控和引导投资的流向。 　　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目标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发达国家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基础上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率先实现为各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备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先决条件或优势；相反，是要通过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势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而不是其前提。这种特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决定了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经济收益的增长，同时还必须体现国家产业的客观要求，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即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来带动本国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质上是资本过剩的产物或者说是资本输出的一种新形式，我们称之为“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开始的，不仅不存在资本过剩的问题，而且国内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对于“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来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业务，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企业投资行为的范畴。或者说，单纯的投资微观经济收益已不能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在优化跨国投资产业选择的基础上，才能够使得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造成企业自身的利润增长，同时也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改造，为推动国内产业素质的整体提高开辟新的有效途径。 　　因此，作者认为，从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角度来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我国提升和拓展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来利用。本文中，作者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来阐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目标论”，并以此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国际产业级差与产业梯度转移 　　当前，知识经济的大潮席卷全球，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二次产业革命向第三次产业革命发展的转折时期，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下降，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迅速增加。 　　在跨世纪的经济角逐中，竞争的实质和关键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及其商品化、产业化的竞争。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纷纷推出经济现代化战略，增加对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投入，不断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利用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等手段，不断把低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世纪4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向劳动力价值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成为一种趋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会在同一时间接受相同技术水平的相同产业。对于移入产业国的选择，通常取决于发达国家全球经济战略的考虑；此外，移入国家的一般工业基础和劳动力成本也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往往要求对象国有较低的劳动力价值，尤其是熟练劳动力价值，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尽可能多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 　　总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不是随意移入某一个国家的随机运动，而是自觉选择适当移入国的有序过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通常表现出梯度推进战略。首先，从产业层次来说，它总是先移出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尔后，逐渐移出钢铁、石化、冶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次，从地区层次来说，先以具备一定工业发展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为重点，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产业层次的推进和地区层次的推进是紧密相联的。 　　当前，发达国家国内产业正处于由一般技术密集型为主向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早期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现代工业部门已经大部分处于资本密集型阶段或重化工业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即轻纺工业产品生产已开始减少，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汽车、电子等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上升；近年来刚刚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其现代工业部门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刚刚起步，处于半工业化国家水平，它们的发展目标是在今后数十年内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至于那些尚未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现代工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整个社会仍处于传统经济的状态。 　　至此，一个由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到半工业化国家，然后到落后国家的完整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格局业已形成，国际产业级差的实质是技术的差距。国际产业转移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 　　（二）后发国家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缺陷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过程之中，现代工业部门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刚刚起步。从国际分工与国际产业级差的角度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半工业化国家这一层次。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达到先进水平，必须利用后发优势，采用跨越战略，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解决本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具体任务，以科技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即产业的高度化。这是技术落后国家缩小差距、赶上技术发达的先进国家的唯一途径。 　　传统的理论认为，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是后发国家实现其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主要手段。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本世纪30年代末期提出的“雁行模式说”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一理论的要旨在于进口替代，即实现资本品对消费品的替代、中间品对最终产品的替代、生产技术对生产产品的替代，最终建立起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结构。 　　另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要运用各种优惠大力吸引外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国家要相应制定正确的外资政策，逐步提高外资进入的技术壁垒，以实现国外先进技术的持续流入，促进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其实，从国际产业转移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一般都是成熟产业，其转移的方向总是滞后于其国内产业结构成长的阶段。作者认为，发达国家真正的高新技术既不可能被“替代”，也不可能被“引进”，发展中国家制定的“进口替代战略”与“引进外资战略”充其量只能说是发达国家实行的主动转移产业战略的一种催化剂。 　　韩国经济学家金泳镐提出了一个技术二重差距理论，对于理解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很有启发性。技术二重差距表现为技术的低转移差距和技术的低熟练差距。前者是指相对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的是相对过时的技术；后者是指欠发达国家缺乏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工人，相对于转移技术的吸收能力不足。金泳镐假设移出国的技术指数为100，移入国的技术指数为60，而所转移技术的指数为80，低于移出国技术指数20，即为低转移差距；而移入国的技术指数低于所转移的技术指数20，即为低熟练差距。当移入国经过技术模仿达到80单位技术指数时，移出国的技术指数已经升至120单位，技术差距将长期存在，产业级差不可能消失。 　　总之，后发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与“引进外资”战略，都只是利用了国际产业转移这一客观规律，其实质仍然是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所转移的落后产业。它对后发国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提升虽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消除固有的产业级差。可以说，利用这两种手段并不能完全实现落后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的目标。落后国家要想尽快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发展高级产业，必须打破现有的被动接受产业转移的格局，主动面向国际市场，实行一种“迎头赶上”与“捷足先登”的高战略。 　　（三）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的新战略 　　考察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的边际产业论，还是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和伯克莱与卡森的内部化理论，大都是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作为分析起点的。即使作为西方跨国公司理论之集大成者邓宁的折衷论，也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对外投资行为提出来的。而发达国家作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技术进步速度快，产业结构转换力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领先水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单个企业的优势基本上代表了其产业的整体优势。因此，这些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优势作为前提，紧紧围绕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这种优势而展开的。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都是“顺梯度投资理论”，其实质是相对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充分利用论”或“产业优势再利用论”。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半工业化国家而言，其国内产业并不具有象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那样的优势。如果完全局限于这些理论的束缚，把这些理论当作经典和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只怕永远也摆脱不了作为发达国家淘汰产业的被动接受者的地位，永远也逃避不了“引进-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或者“替代-落后一再替代一再落后”的陷阱，完全落入发达国家落后产业战略转移的算计之中。因此，后发国家要想真正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突破这些理论的局限，立足本国的实际条件，采取适当的方式大力发展“逆梯度”型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取世界最新技术，促使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当然，一个国家只要不是处于产业梯度的最底层，那它总是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我国作为半工业化国家，相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就属于这种情况，从这方面来说，以上理论也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作者认为：我国应该按照以下两个目标，从两种不同的方向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发挥其对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促进作用。 　　1.产业提升目标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某些领域已经接近或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国科技的商品化、产业化程度很低。 　　按照产业提升的目标，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投资。例如，通过直接投资于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企业，购并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公司，或者与之合资建厂、兴办企业等手段，一方面，利用交叉转让、联合研究开发项目等形式，获取最新的高科技，以此来促进我国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密集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使之形成对我国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从国际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方面我们已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三一重工”集团通过在美国、德国设立分公司，利用当地的科技人员研究、实验、收集科技项目和信息，汇集投入到国内生产过程，创造出了代表国内一流技术的建筑机械。 　　从资金方面来说，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机遇可以利用。“为防止国内经济出现衰退并提高出口产品生产力和竞争力，需要继续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但国内的本币资金和外币资金却出现大量闲置状态，不能被投资者所充分利用。不得已，只好每年拿出大量的外币资金去购买国外债券。这种间接投资方式，虽然换回了60-70亿美元的债券利息，但是对这种极短缺的外币资源来说仍然是一种严重浪费。只有投入到生产过程的直接投资，扩大技术和市场开发纵深，才是有效利用外汇资源的有效途径，才能纠正国内产业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在国内项目可行性偏低的条件下，理应加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带动本币资金和其它劳动要素的外向投入。” 　　2.有限优势利用论 　　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不断开辟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的高度化；第二，对传统的、落后的产业实行改造甚至淘汰。 　　我国要充分利用在国际产业梯度中的相对级差优势，大力发展对落后国家的投资。虽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所具有的优势来说，半工业化国家所具有的这种优势是局部的、相对的，是一种“有限优势”，但是，我们必须大力利用这种“有限优势”，一方面充分地实现这类产业的“转移价值”；另一方面，为国内高级产业的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使生产要素向这类产业转移，以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的成长。 　　关于后发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了工商业的高涨，铁路的加快建设，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二十年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请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一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4] 　　以上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和促使我国产业结构提升这一目标出发，对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使其成为我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依据。 [b]　　参考文献：[/b] 　　[1]谭介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J].世界经济研究，1998（6）。 　　[2]杨建清。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及战略选择[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1（4）。 　　[3]毛蕴诗。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M].贵阳：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4]Thomas Anderson.Multinational lnvestment in DevelopingCountries[M].First Published　 1991 by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