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里志》是一部描写唐代乾符年间( 875-879)长安士子狭邪生活的实录式笔记小说，写成于唐代中和四年(884)前后，作者孙棨。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少数内容也表达了歌妓们的生活和对爱情的追求，并保存了士人和歌妓的一部分诗歌作品，故其对研究唐代风俗民情和唐末诗坛与士风都有重要意义。

一、科举宴会

唐代科举文化考试科目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又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重帖经、墨义，死记硬背即可；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相当的才华。而且，明经科每年录取名额是进士科的几倍乃至十倍，正如清赵翼《陔余丛考·进士》所说：“唐制有与后世不同者，后世三岁一会试，唐则每岁皆试；后世放进士多至三四百人，少亦百余人，唐则每岁放进士，不过三四十人……宋初犹每岁一试，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今问岁一科举。英宗二年，又定令三岁一科，此后世三年一乡会之始也。”至于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考试的科目，日期和内容一般临时决定，是朝廷选拔突出人才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进士科遂成为唐代士子的最高目标，故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义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虽然，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制科》亦云：“御史张璟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进士（科）出身，一人制科擢北，亲故@@@@，兄弟连榻，今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篇》也说：“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彰于武德而甲于贞观。盖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圣，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回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进士及第后，一连串的曲江宴、杏园宴、雁塔题名等庆祝活动推波助澜，使进士不仅成为才华、尊贵和荣耀的象征，而且成为世人谈论的焦点，更是当世所有女性仰慕的对象。《北里志》正反映出唐末进士及第后的盛大庆祝活动。

首先，是杏园探花宴。据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唐时新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为探花宴，以进士少俊者二人为探花使，人园折花，故名探花，或称探花郎。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尽了及第者的喜悦和得意。晚唐以来，风俗侈靡，游宴更甚，故孙棨云：“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

其次，是曲江宴。曲江为唐代京都长安东南的游赏胜地，春榜进士与朝廷官员常于此举行庆宴，称为“曲江宴”或“曲江会”。唐韩鄂《岁华纪丽·春》曰：“春放榜，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云：“咸通十四年，韦昭范先辈登第，昭范乃度支侍郎杨严懿亲……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帐之盛，罕有伦比。”这种聚会，往往有歌妓参加。如《北里志》“牙娘”条云：“故硖州夏侯表中，相国少子，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闻者，宴集尤盛。”也正是在乾符二年(875)春天的曲江宴上，孙棨见到平康北曲素无名声的小家歌妓刘泰娘：“乱离之春，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侧下车而行，年齿甚妙，粗有容色。”孙棨当晚便寻访刘泰娘，并题诗其舍：“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刘泰娘因孙棨的抬举而声名大振：“同游人闻知，诘朝诣之者，结驷於门也。”

再次，是雁塔题名。唐代新进士及第，赐宴后，有前往慈恩寺，在大雁塔下题写自己姓名与诗的风尚。后因称考中进士为“雁塔题名”。会昌年间，曾为宰相李德裕禁止，后恢复。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记云：“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时白乐天二十七。”又“进士题名，自神龙（唐中宗年号）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会昌三年，赞皇公（指李德裕）为上相……于是向之题名，各皆削法，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在上述一系列宴会后，新进士还要邀请同僚设家宴庆贺。《北里志》记载尚书杨汝士之子杨知温及第后，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这些宴会极度奢侈、豪华，往往“水陆之珍，靡不备矣”（《唐摭言》卷三），故孙棨感叹道：“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这股欢乐、侈糜的进士宴饮之风，随着科举考试的进行，一直从岁初延至仲夏。

二、席纠风俗

唐人尚酒，故饮酒习俗应运而生。《北里志》对唐人饮酒多有记载，如尚书胡证与诸力士斗酒时，不但“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而且“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即胡证一人便饮酒一斗左右。正是依赖这种过人的酒量、勇力和气势，胡证制服诸恶人，被群恶呼为“神人”，遂瓦解了一场十分严峻的危机，及时挽救了同年裴度的性命。胡证与裴度，《两唐书》无有传。二人不但是河东老乡，而且都在贞元初擢进士第，故交情甚深。裴度，历任河阴尉、监察御史、河南功曹参军、西川节度府书记、起居舍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胡证，历任太子舍人、户部郎中、御史中丞、谏议大夫。元和九年(814)党项屡扰边时，胡以“儒而勇”选拜振武军节度使。而郑光业新及第宴请同年时，有一名歌妓患心痛病猝死在宴席上，同年皆惶骇，郑光业却若无其事，撤筵中器物，悉授其假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平康名妓颜令宾卒前，也曾“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就在“离乱前两日（黄巢起义）”，孙棨还曾与进士李文远，乘醉同诣曲中名妓颜令宾。

正是伴随着各种酒宴活动，长安饮妓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中唐以后，奢侈之风在社会上盛行，故《唐国史补》卷下记载道，“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旧唐书穆宗纪》云：“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而为乐。”孙棨《北里志》更是感慨道：“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在这种“游宴崇侈”“风俗奢靡”的宴饮活动中，饮妓担任宴饮酒席中举足轻重的律录事。根据历史记载可知，唐朝的酒令行令承继古俗，但组织形式更加完备。参加者人数不拘，一般以20人为一组，每组设一个监令，观察依令行饮的次序。按照当时县令为“明府”的习惯，此人被命名为“明府”（引自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明府之下设二录事：“律录事”和“觥录事”。律录事司掌宣令和行酒，又称“席纠”、“酒纠”。觥录事司掌罚酒，又称“觥使”和“主罚录事”。皇甫孙《醉乡日月》有“明府”、“律录事”、“觥录事”三门，说的就是当时酒筵行令的组织规则。明府管骰子一双、酒杓一只，决定每一项游戏的起结。律录事管旗、筹、纛三器，以旗宣令，以纛指挥饮次，以筹裁示犯令之人；觥录事则执旗，执筹，执纛，执觥，实施罚酒。当时最为人乐道的是律录事（席纠）。他是酒令游戏的具体组织者，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故《醉乡日月》说律录事须有“饮材”，即第一要“善令”，熟悉妙令，能够巧宣；第二要“知音”，擅歌舞，能度曲；第三要“大户”，有酒量，能豪饮。

《北里志》便记载了这样一批出色的“席纠”。如歌妓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郑举举“善令章”，“巧谈谑”，故孙偓为状元后，与同年侯潜、杜彦殊、崔昭愿、赵光逢、卢择、李茂勋等数人，多在郑举举处宴饮；俞洛真“时为席纠，颇善章程”。王福娘在上巳日也与其母在曲江“对米盂为纠”。名妓杨莱儿“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与进士赵光远“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爱”。后来，杨莱儿被“阆阅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之后，“人颇思之，不得复睹”。

面对这样一批酒纠身份的聪慧女子，唐代士人抒写了许多美丽的诗篇：郑仁表有赠俞洛真诗，“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举助精神。时时欲得横波盻，又怕回筹错指人”，将俞洛真在酒席上的作用、出色表现、神态及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刘郊及第年，郑举举生病，无法参加宴饮活动，遂令同年李深之邀为酒纠，但李深之的席纠能力根本无法和郑举举相提并论，故自嘲曰：“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此外，方干有《赠美人》诗：“酒蕴天然自性灵，人间有艺总关情。剥葱十指转筹疾，舞柳细腰随拍轻。常恐胸前春雪释，惟愁座上庆云生。若教梅尉无仙骨，争得仙娥驻玉京。”黄滔《断酒》诗亦云：“未老先为百病仍，醉杯无计接宾朋。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丝管合时思索马，池塘晴后独留僧。何因浇得离肠烂，南浦东门恨不胜。”诗句中的“簪花录事”，当时便成了“饮妓”或“酒纠”的别名。因此，嗜酒在晚唐是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一种生活习俗。

三、国忌行香等习俗

从唐代开始，在本朝帝后及先祖去世之忌日，要罢音乐，停政务，百官行香纪念死者。后来又有百官奉慰、禁刑、断屠宰、不视事等一系列规定。正如《宋史·礼志二六》云：

忌日，唐初始著罢乐，废务及行香、修斋之文。其后又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州皆准式行香。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亦云：

忌日行香。始于唐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诸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也说：

国忌行香起於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

因此，国忌行香是一种大型的礼佛祈祷活动，是国家级的带有一定政教性质和佛事特点的活动。宋王溥《唐会要·忌日》：“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诸寺观，国忌行香，一切仍旧。”《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九年》：“勋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胡三省注：“唐自中世以后，每国忌日，令天下州府悉於寺观设斋焚香。开成初，礼部侍郎崔蠡以其事无经，据奏罢之，寻而复旧。’

《北里志》云，“诸妓皆私有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便是国祭行香俗的真实写照——北里诸妓是专门从事娱乐活动的，自然要弄清楚诸帝后忌日，以免犯禁。这足以说明，国忌行香活动已经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忌行香俗息息相关的，便是宝唐寺讲席活动。宝唐寺原名菩提寺，《隋志》注明其建于隋开皇二年(582)，至大中六年(852)改为保唐寺。《北里志》云：“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宋初钱易《南部新书》亦云：“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人道，尽在咸宜。”宝唐寺在平康坊，与诸妓隔街而居。诸妓喜欢去保唐寺，可能与这里讲唱的是尼姑有一定关系，在当时属于俗讲。这些歌妓，每月获准出坊三次，即月之初八、十八、二十八。每次出去，她们还要向假母交纳一缗钱（一千文钱，即银子一两）的保证金。因此，每月之“三八”日，遂成为诸妓固定出坊的日子，也成了士子携妓听讲唱的日子。这三天，京城士子几乎倾城而出，争相期盼一睹歌妓风采。当然，花枝招展的歌妓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京城士子身上。

四、上巳民俗

上已是春季三月上旬的巳日，曹魏以后，这个节日固定在三月三日。这一天，长安市民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最流行的当属祓禊和踏青。

祓禊是一种古老的习俗，一般于春秋两季，至水滨举行祓除不祥的祭礼发习俗。春季常在三月上旬的巳日，并有沐浴、采兰、嬉游、饮酒等活动。《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汉应劭《风俗通》云：“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汉张衡《南都赋》亦云：“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晋王羲之《临河叙》日：“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汉至唐代，赋咏极多，如东汉杜笃《祓禊赋》、晋张协《洛禊赋》、隋卢思道《上巳禊饮诗》、唐沈俭期《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等，皆写此事。

据《北里志》记载，孙棨“春上巳日，因与亲知禊于曲水，闻邻棚丝竹，因而视之，西座一紫衣，东座一缞麻……对米盂为纠，其南二妓，乃宜之与母也。”即孙棨在上巳日与家人在曲江祓禊时，偶然邂逅王福娘与其假母王团儿也陪人在曲江游玩，而此时的王福娘已经被豪主张言买断，孙棨不可复见。

上巳日还有踏青习俗。初春时节，芳草始生，杨柳泛绿，人们至郊外野游，谓之踏青。踏青的日期，因时因地而异，或于二月初二，或于三月上巳，或于清明节前后，晚唐往往在上巳日。如《北里志》之“张住住”条，就间接记载了这一习俗。此条叙述了“少而聪慧，能辨音律”的张住住坚决拒绝富人陈小凤求婚，与童年玩伴庞佛奴智斗陈小凤，最终喜结连理的坊间故事。张住住年将及笄，庞佛奴却“力窘不能致聘”，平康里南富人陈小凤看中张住住，已经向其家“纳薄币”，并约定在三月五日“开元”，即买断张住住的初夜权：

及月初，音耗不通，两相疑恨。佛奴因寒食争毡，故逼其窗以伺之，忽闻住住日：“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庞勋同姓，佣书徐邸，因私呼佛奴为徐州子。日中，盖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当以疾辞彼，即自为计也。”佛奴因求其邻宋妪为之地，妪许之。是日举家踏青去，而妪独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键其门，伺于东墙，闻佛奴语声，遂梯而过。佛奴盛备酒馔，亦延宋妪，因为幔寝，所以遂平生。

上巳日，张住住装病骗过家人，在邻居宋妪的帮助下越墙与庞佛奴幽会，并商定计策。此前，住住家人对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见之”，在上巳日却举家外出踏青，从而让两位年轻人钻了空子。这足以说明，上巳踏青是唐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重要的民俗事项。五、其他习俗

除了科举宴会、席纠、佛教习俗、上巳习俗等重要事项外，晚唐还盛行斗鸡、斗草、打马球、唱挽歌等娱乐活动。

斗鸡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早在春秋时就相当流行。传承至唐代，斗鸡风靡一时。唐玄宗在即位前就十分喜爱斗鸡活动，即位后，玄宗在宫中专门修建了鸡坊（鸡坊在大明宫与兴庆宫之间；斗鸡门在大明宫九仙门外），选养了千余只“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并派五百小儿专门负责训养。上行下效，许多人为此不惜重金，以至倾家荡产。由于斗鸡之风大兴，长安城中男女均事斗鸡，无资购鸡之贫寒者，便玩假鸡为乐。相传唐玄宗在一次出游途中，遇一小儿贾昌玩木鸡。玄宗将小儿召人宫中，使其在鸡坊训养雄鸡。因贾昌训养有方，深得玄宗赏识，遂“金帛之赐，日到其家”。贾昌在当时号称“神鸡童”，社会地位骤变。他的父亲去世时，唐玄宗下令“县令为葬器丧车”：

《城东老父传》：老父姓贾，名昌，生七岁能解鸟语音。玄宗还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训扰（调教）教饲。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运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二。

《新唐书·五行志》：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识者以为鸡酉属，帝生之岁也。斗者，兵象，近鸡祸也。

唐代杜淹在《吟寒食斗鸡应秦王教》中对斗鸡的场面作了淋淳尽致的描写：“寒食东郊道，扬鞴竞出笼。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韩愈与孟郊的《斗鸡联句》则描绘了斗鸡的场面和斗鸡的雄姿。

《北里志》也记载了这一习俗，亦见张住住条。上巳日发生的事情，张住住家浑然不觉，两天后陈小凤如约前来，庞佛奴利用坊中斗鸡，机智地化解了这一危机：

曲中素有畜斗鸡者，佛奴常与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托宋妪致于住住。既而小凤以为获元，甚喜，又献三缗于张氏，遂往来不绝。

愚笨的陈小凤还以为张住住是处女，故平康轻薄小儿唱歌调侃陈小凤日：“舍下雄鸡伤一德，南头小凤纳三千。”在这一事件中，斗鸡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斗草在晚唐也是较为流行的习俗。斗草，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刘宾客嘉话》云：“唐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

《北里志》也有对斗草习俗的记叙：年轻的孙棨在长安作举子时，春天随人诣城北平康坊，认识了歌妓王福娘。在众多士人赠诗中，王福娘最欣赏孙棨的才华及诗歌，请孙棨题诗于其窗左红墙，其一曰：

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薄兰椒。

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

由此可见，斗草在年轻女子之间更流行。“无端斗草输邻女”，便是对这一习俗的真实描绘。

此外，便是端午节的打马球游戏。马球是骑在马上，持棍打球之游戏，古称击鞠。唐代长安，不仅有宽大的马球场，而且唐玄宗和唐敬宗等皇帝更是乐此不疲。唐代章怀太子墓出土的《马球图》上，二十多匹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足登长靴，手持球杖逐球相击。这一画面，便是马球场面的真实再现。

《北里志》之张住住条有马球的简略记载：庞佛奴正是在寒食争球时，有意靠近住住的窗下，暗中潜伏，才听到张住住的一席叮咛与嘱托。另外，《北里志》载刘覃进士及第时，“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鄴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慕妓天水仙哥之名，不惜重金召之。”这位年轻的公子，不但是狎妓名角，而且是马球高手。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著录道：

乾符四年(877)，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骤驰击拂，风驱电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偔俛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这一记载，无疑让我们对马球游戏有了更直接和形象的认识。

另外，《北里志》还有关于晚唐挽歌习俗的记载。挽歌是古代送葬时所唱哀悼死者的歌，起于汉初田横，后李延年将挽歌分为《薤露》和《蒿里》二曲。《初学记·挽歌》著录有缪袭、陆机、陶潜、李征、卢思道、李百药、上官仪、骆宾王和崔融诸人挽歌诗，多为五言古诗或五言律诗。唐代长安，出现以挽歌为业并享誉一时的现象，时称凶肆。据《北里志》记载，歌妓颜令宾卒后，坊中乐工刘驼驼，从众多士人挽词中选择数篇，制为曲子词，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后来，有四首挽歌流传下来：

其一：昨日寻仙子，辆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竞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

其二：残春扶病饮，此夕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花几日狂。孤鸾徒照镜，独燕懒归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尊一觞。

其三：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骏奔皆露胆，磨至尽齐眉。花坠有开日，月沉无出期。宁言掩丘后，宿草便离离。

其四．奄忽那如此，夭挑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

“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歌妓颜令宾的挽歌，逐渐演变为长安城的哀伤，美人凋零与士子心绪在此契合，末世情怀与时代哀音合二为一，最终汇成一滴苍凉的眼泪，悬挂在长安的屋檐下。

总之，孙棨笔下所记的晚唐民俗史料，客观真实，丰富多彩，为后世研究关中等地的古代民俗，特别是长安民俗的变化、演进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