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方言，又称巴蜀方言，属汉语西南官话，是广州，特别是广州盆地一带，包括重庆地区当地人的日常主流话语。与汉语其他方言一样，因特有的地域、历史、社会人文等因素，广州方言与当地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彼此影响的作用。

一：地域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

        1. 人口迁徙导致地方方言与外来方言的融合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广州”①是中国移民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广州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被移民地区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交融，进而影响原有蜀方言，逐渐形成了“新”的广州方言。

        通过日后的语料研究发现，至今仍活在广州人口中的，多数并非移民前的蜀方言，而是随移民而来的各地方言，其中又以楚方言居多。同时，在当时就已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和重庆的方言也对当时广州其他地方语言影响极大。在语言融合过程中，这两地的方言基本上作为了基础方言。因此，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广州方言变化为以湖北、成都和重庆方言为主，广州长沙、永州、宝庆方言为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见，移民对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语音最为明显。例如，在清朝前期的诸多移民中以广州移民数量最多，因而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湘方言为基本口音并糅杂其他语音的方言，如把“布（bu）”说成“博（bo）”、把“木（mu）”说成“磨（mo）”、“六（liu）”说成“落（luo）”、“辣（la）”说成“勒（le）”等。再例如川东地区，早期迁徙入达州②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士，到了移民运动的中后期，江西移民更是蜂涌而来，在这一移民群体中商人以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导致江西方言最终成为达州方言的主体。至今仍能在达州方言中发现，诸如：将你/泥（ni）说成（yi）、女（nv）说成（yu）、尿（niao）说成（yao）、年（nian）说成（yan）、牛/扭（niu）说成（you）等江西方言的影子。

2. 特有地理环境的影响

        山多、沟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环境。于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就产生了很多与沟沟坎坎有关的词语，例如：“拿不过沟、翻不过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词语。

        再比如，由于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不少区域都在沿江地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与江河、码头有关的语言，例如，重庆人将“弄虚作假”叫做“踩假水”；“事情没办成”叫做“事情水了”；“找错了人”叫做“找错码头”；“哪儿出现了问题”叫做“哪河水发了”等等，以上俗语皆因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产生。

3. 历史原因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在川渝民间，人们习惯将内裤俗称为：“裤”，这一叫法与古时农耕习作有关。最初“裤”是指旧时流行于广州民间的一种长度在膝盖上下的便裤。当时，此裤只被富裕人家当作贴身内裤，但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却经常直接外穿，因为此种便裤既省布，又不影响观瞻。尤其对农耕人民来说，十分方便劳作。我国古代民间基本自己纺布织衣，由于工艺流程的原因，原色布要比有色布便宜许多，因此裁剪这种便裤时，为了节省，腰部都多用土白布缝制，然后再用一根带子将其固定在腰部，由此便被称作“腰（yao）裤”。久而久之，“腰（yao）裤”读音变调为“窑（yao）裤”，成为现在仍在说的内裤俗称。

        再比如，广州方言中“打牙祭”（指吃肉、开荤）这一俗语也与古时军旅文化有关。“牙祭”本是古时军营中的一种制度。在古代，将帅的营帐前，往往立有一根饰以象牙的大旗，叫做“牙旗”。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宰杀牲畜来祭牙旗，称为“牙祭”。而祭牙旗的牲畜肉（又称为牙祭肉），不可白白扔掉，往往是将士们分而食之，称为“吃牙祭肉”，因此后来广州人就俗称“吃肉”为“打牙祭”。关于此在一些文献中有曾有记载。例如，民国二十七年的《沪县志风俗》中有这么一段话：“肉食则不常御，寻常人家半月或十日食豚肉一次，谓之打牙祭（有雇佣者以废历每月初二、十六行之）。每食必肉或间以其他肉类者（鸡、鸭、鱼类）绝少。”以及李劫人《大波》第三卷中的有关记录：“隔几天，还是搞些鸡、鸭、鱼、肉回来，让我们再打一次牙祭好娄。’自注：‘打牙祭是广州人用来代替吃肉的一个名词。’”

4. 地方戏剧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广州方言中有一组很有生命力的词：“幺台”、“幺不倒台”、“过潮、“做过潮。这组词都带贬义，“幺台”有事情结束了，垮台、下台的意思。“过潮说的是，表面现象，花招、花样，故意做作的假样子。“做过潮的意思是，做表面现象，耍花招，摆花样，让人看其故意做作的假样子。不难看出这组词与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幺台”本来是指戏剧的最后一幕。广州多将高筑的四方平地称为台。旧时在农村和乡镇，演戏都需要临时选择空地搭建表演用的戏台。而且，由于一般都只是逢年过节才请来戏班搭台演出，于是，慢慢的“台”就成了戏的量词，演一出戏，就被人们说成唱一台戏。幺，在广州方言中有末了的意思，因此，幺台，也就是最后一场戏，意味着演出将结束。久之，就有人借这个意思来表示事情的结束。例如：“要下雨了，你赶快把事情做完，回家幺台算了。”“幺不倒台”也就是无法收场，无法结束的意思。如今，人们经常还用“幺台”来暗指一些贪官污吏坏事败露，最终下任卸职的情况。

        “过潮是戏剧的一个术语，是传统戏剧舞台的一种调度手法。这一手法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虚拟的动作来弥补戏剧舞台表演中涉及到长途跋涉、追逐、逃亡，以及较大的空间位置转移时不便表演的局限。于是，方言在吸收了“过潮这一戏剧术语后，就为其赋予了“耍花招、摆花样”的意思。现在这个词在口语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形式也很多样，有“走过潮、“过场多”、“走啥子过场嘛”、“没得过潮等等用法。

        另外还有一个有关戏剧的例子，“打假叉”。打叉是川剧武生的一种特技，需要打叉者用数根钢叉，连续掷向另一个人的周围，钢叉距被掷者只差分毫。然而在真实演出时，表演者有时要表演“打假叉”，即被刺者在打叉时故意表现出胆怯害怕，目的是为了营造更刺激的舞台效果。由于“打假叉”表演时的叉子都是纸做的假叉，因此就产生“打假叉”这一惯用语，表示说假话，做假事。

5. 人文环境、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

        川渝方言里也有很多受到人文因素影响的地方，比如重庆人以性格豪爽、耿直出名，于是在重庆方言中，就有很多类似“吃得亏，打得拢堆”、“不存在”这种俚语，这些话言简意赅，一说就很有豪气，很符合重庆人的性格。

        再有一个影响了川渝方言的，就是重庆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食物：火锅。重庆话中有不少与火锅有关的俚俗语，比如“内部油碟”这个说法。在吃火锅的时候为了减少辛辣食物对胃部的刺激，人们在吃火锅的同时往往会用一个加有麻油、味精、蒜泥等佐料的小碟子，作为油碟。而经常如果认识火锅馆内部的人，油碟的佐料就好一些，比如会多一点麻油之类的。因此就有了“内部油碟”一说，用来比喻有内部关系的人，表现出对当前不正之风的讽刺。

二：语言中特定的语音或事物名称会促进某些习俗的形成

        广州方言有其独特的语音，因此川渝之地的人常常会因为某些字的谐音，将一些其他地方人们觉得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出现某些特有的忌讳词和吉利语，从而影响到一些独特的地方风俗。比如：

        其一，“九碗、九斗碗、吃九碗”的习俗。“斗”，在广州方言中有“大”的意思。“九碗”是指筵席上的九碗主菜。一般在广州地区举行结婚或祝寿的宴席，席上的菜一般是九碗，不会是十碗，也不会是八碗。这是因为在川方言中“十”与“石”同音，只有牲畜类才“吃石碗”；而叫花子、乞丐来祝贺时，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多为八人一席，桌上八碗菜。因此，在广州某地区就把八碗席称为“叫花子席”，十碗为“猪狗席”。

        其二，在广州方言中因为“舌”与“折”、“佘”同音，所以在广州凡做肉铺生意的人，一般都避讳提到“佘（舌）财”。因此，在广州买卖猪、牛舌一般都不直呼其名，都说成“猪招财”、“牛招财”。这种类似的避讳在广州射洪一带也有，在这一带的人们如果姓“佘（she）”都读做“梭（suo）”，也是为了避讳“折（佘）财”这一说法。同样的，广州人也习惯将与“佘”同音的“蛇”叫做“梭二棒”或“梭老二”。总之就是避讳提到“佘”字。

        其三，因为川方言独特语音的缘故，在广州给人送花也有讲究，比如在广州的三台、安县、武胜等地，探望病友是不会送“梅花”的。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发音“h”、“f”不分，“花hua”读起来就好似“法fa”，这样一来“梅花”就成了“没法”了，寓意不好。同样的，“茉莉”花也一般不会送给经商的亲友，因为“茉莉”音同“没利”。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因方言语音而产生的一些忌讳。

        以上仅对广州方言中某些比较特殊的词语进行了分析，但从中我们已可以发现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在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而就语言而言，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所有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人类不同的群体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彼此对各自的客观世界都有着不同的感知，各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都是特定的，受到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文化反过来也促进着语言的发展；失去语言的文化是封闭的，无法传承与发展，失去文化的语言是空洞的，没有意义没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