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的代表，他的乡土小说表现理想世界中农村生活的淳朴宁静，表现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都市文明入侵农村所带来的中国传统美德的消失、田园生活自然和谐的被破坏。但他总是站在美好人性的角度上，反观湘西社会的“常”与“变”，将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构成了“一种爱与美的新宗教”[1]。他的文艺思想弃绝传统的“载道”观念，弃绝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并以此坚守自己的自由、独立的文化立场，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多姿多彩而又多灾多难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倾心构造的这个独特、多姿多彩的湘西世界里，寄托了他的审美理想，他在古老的生活节奏和情调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的人，讴歌人生的自然性、自由性、自在性以及自得其乐的人生境界，力图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形式[2]。”然而，只要是忠实于生活的，即使是以歌颂理想为宗旨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不能对现实无动于衷，他的作品也不能不折射出他所生活的时代，当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农村，都市文明也开始进入闭塞的湘西时，他敏感的心灵不能不受到强烈的震动，不能不发出对于都市文明侵袭下传统美德沦落的感叹。下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了解他笔下丰富多采、独特美丽而又苦难深重的湘西世界。

一、自由人性与健康纯朴之湘西世界

       沈从文努力从歌颂理想中自然纯朴的农村生活出发，去建造一个他理想中“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来表现下层劳动人民崇高的人性美。在他的作品中，天真娇美的少女和饱经风霜的老人是他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前者如《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后者如《边城》中的爷爷、《长河》中的老水手等。在湘西青山绿水里，受着自然的养育，远离尘嚣，生活着的小儿女烂漫如花、清纯如水，他们的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俗世的纤尘，那么诚实无邪、聪明伶俐，是人类天性的真正代表；老爷爷世故如松、刚强如石，人生沧桑、生活磨难并不曾损蚀他们的淳朴，那么忠厚善良、慈爱可亲，是我们古老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这些少女和老人的形象成了作家理想的象征，在他们身上没有都市文明的污染，是自然化育了他们的灵魂，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辰河上的妓女、水手，还是农人、里长、商人、士兵，也不论男女老少，全都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豪爽正直、相亲相爱，是作家理想化了的自然人性。

       青年男女的爱情作为优美人性的集中表现，在沈从文笔下如诗如画。英俊、潇洒的美少年，漂亮、聪明的俏姑娘，山间对歌的热烈，星夜幽会的静谧，仿佛《诗经》中那种男女欢悦的歌声、《九歌》中动人的人神恋爱故事。像浪漫主义文学经常表现异域边地生活一样，沈从文经常描写湘西苗族青年的爱情生活。《龙朱》中少年龙朱有天生的美貌和高尚的美德，因超众的俊美得不到爱情而苦恼，但终于用动人的歌声得到了大胆而美丽的姑娘。《神巫之爱》中与龙朱同样美貌如神、光彩照人的少年神巫，骄傲地拒绝了一切多情的女子，却被一位美丽动人的哑姑娘打开了心扉。《媚金.豹子.与那羊》虽然是青年男女殉情的凄美悲剧，但媚金和豹子对于爱情的忠贞和执着，没有都市文明中的物欲横流，一切都是真正的返朴归真，有的只是爱情的纯真，诚实不欺，一切都听命于人的天性，人的热情。

       正是以宗法式原始农村生活作为理想批判现实的思想出发，沈从文抨击都市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爱的堕落，爱情作为人的天性，却被“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它物质战胜成为无用东西。”因而他竭力歌颂农村青年男女那种原始的野性的爱情生活，他认为比起都市物质化的爱情生活来，这种爱更合乎自然理想，保存了更多的原始人性。
       他笔下这种优美的“人性”，从其积极意义上来说，他从下层人民身上发现着美，体现着我们民族勤劳真诚的美德，而这种优秀的道德显然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将显示永久的生命力。但由于沈从文对现实和历史理解上的偏差，他的“人性”也成了一种绝对完美的最高标准，成了一种缺乏历史分析的抽象。这种抽象造成了沈从文的“人性”，因为缺乏具体的现实内容和时代气息而空洞，造成对现代文明的简单否定。
二、神秘原始与田园牧歌之湘西世界



（一）、神秘原始如梦似幻的湘西世界

       作为文学创作主体，沈从文的创作植根于他自幼生长的湘西世界，那些最先进入沈从文乡土描绘领域的，是湘西的神话传奇和民间故事。《渔》、《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系列作品，描绘了一片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原始的人性世界。他从湘西那些浓厚的原始民俗民风里，找到了一条“心与心沟通”。“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3]，希望通过瑰丽的神话与民间故事，让那些男女主人公身上弥漫的原始生命力，让那些热情、勇敢、诚实的高贵品质，来抗拒现代都市人性的堕落。这是作者头脑中建构的“另一时代”，既是一种虚幻的梦想，也是一种真诚的期待。

       《月下小景》故事背景被设置到一个为人类所疏忽的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砦”。他描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主人公傩佑和他的情人正处于狂热的恋爱中，但是他们那个民族的习俗---女人只能与第一个男子恋爱，献出她的贞操，然后才能与第二个男子结婚----总是阴影般地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热恋的喜悦中常含有淡淡的悲哀，他们谁也不想照习惯先把贞操给第一个人蹂躏之后再结婚。他们必须时时克制着自己的行为。秋天成熟了一切，也成熟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在一个黄昏将近的山坡上，“两人皆在忘我的行为中，失去了一切节制行为的能力，各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对方的力，得到了对方的爱，得到了把一个灵魂互相交换移入自己心灵深处的满足。”但当销魂的片刻过去之后，面对魔鬼般的民族习俗，想起他们必要遭到的不幸命运，他们的心流血了。在对生的意义苦苦思索中，从本民族一首历史悠久的歌词中，他们想到了“战胜命运，只有死亡，克服一切惟有死亡可以办到”的爱、生、死的真义，于是，“他们快乐地微笑着，在那片融融月光之下，很快乐地咽下了那点同命药。”他们从容地接受了死亡，死得那样的自在与无怨，伴随着永恒的微笑，双双携手相抱，似乎是到另一个世界结婚旅游。

       这是一首灵肉交融的生命颂歌，在这里，爱情被赋予了一圈超越尘世的圣洁灵光。死亡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毁灭，相反，它象征着精神之光、爱情之花在天宇苍穹中的闪耀和燃烧。

       《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当媚金按照豹子事先指定的地方如约来到那个天生为少年情人预备的黄村宝石洞，满心欢喜地等待她那即将到来的年青壮美的情人，做着种种即将成人新妇的美梦时，而豹子却因为为了按照当地习俗献给媚金一头白羊才能幽会而到处奔忙，他一连好几次都不如意，终于在天亮时从一个路边深坑里救出了一只如意的纯白小羊，可当他兴冲冲地抱着白羊去见媚金时，天快亮了，媚金在洞中久等豹子不来，以为他负心违约，一气之下自杀殉情。豹子弄明白媚金的死因后，最后也跟着媚金一同死了。

       和《月下小景》一样，这个故事也通过男女殉情来赞颂真挚的爱情，沈从文在小说中不无感叹地写道：“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地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它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就是有这样好地方供年轻人许多方便，恐怕媚金同豹子，也见不惯这些假装的热情与虚伪的恋爱，倒不如还是当成圣地，省得来为现代的爱情脏污好！”在此，他运用了一种优美抒情的象征手法，抒发着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渐渐消亡的惆怅。

       在《龙朱》里，沈从文通过对白耳族王子龙朱从外貌到品行的高度赞颂，同样慨叹着少数民族传统美德，如诚实、勇敢、热情的渐渐消失，他只能一天一天忧郁下来，怀念那个渐行渐远的美好时代。

（二）、田园牧歌诗情画意的湘西世界

       《边城》是沈从文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作者创作时曾告给读者：“我准备创作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不朽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既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感情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4]。”显而易见，作者的缘由，是出于“不朽的痛苦经验”，是对于过去甜美生活的痛苦回忆。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在这里，人性皆真，人性皆美，这里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如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即使硬给他也要退回去，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过往的乡亲。这里虽有贫贱之分，富人却乐施好善，如掌水码头船总顺顺不因家境富实而盛气凌人，能够常常体恤穷人，送给老船夫鸭、粽子等；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以料理丧事。这里未经商业文化的侵染，商人好义远利，如屠户见老船夫前来买肉，特意切一块好肉给他，执意不收老人的钱。杨马兵、翠翠、天保、傩送、商客、妓女、船工，各式人等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原始民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水，往来的船只，弯弯的山路，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边城》中，翠翠是沈从文倾注了“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沈从文在《老伴》、《水云》等文章中说过，翠翠是由“绒线铺小女孩”、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以及“身边新妇”三个原型“合成”的。是经过作者乡恋情结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翠翠的出身具有传奇性，是其父母圣洁爱情的结晶。她的母亲即老船夫的女儿与茶峒一位军人热恋并且怀孕，军人既不能违背老船夫女儿的意愿与之远走高飞，又不能回军队有损军队的名誉，便服毒以身殉情；船夫女儿疼爱腹中胎儿，待生下翠翠后去饮冷水致死，追随情人而去。翠翠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爱的精灵。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小相依为命。“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为一个眉目清秀、聪慧温柔，且带有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既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孕育与教化的女儿。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老船夫是“善”的化身，沈从文同样是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进行刻画的。

       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在溪水中为往来过客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为别人活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靠公家发给的三斗米、七百钱维持祖孙二人的清贫生活。他质朴憨厚，侠义心肠，不仅拒收过客的钱财，而且慷慨大方、善待乡亲，有时在渡口遇到熟人，常请到家中喝酒，有时在城里别人想尝他的酒，他就把酒葫芦递上让人喝个够，因此他颇受众乡亲的尊重。他“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它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

       《长河》以沅水上游码头吕家坪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沈从文依然以激情淋漓的笔触，描写吕家坪的人性美与风俗美，他一开篇就介绍当地橘子“只许吃不肯卖”的纯朴风俗，尤其对吕家坪的橘林秋色、农家摘果、行人摆渡、船拢码头等乡土风俗风情，描写得绚丽多彩，诗意盎然，颇具乡土气息，从人性美的表现看，塍长顺与夭夭身上，依然保留着老船夫与翠翠的影子，作者通过这两个主要人物，表现着湘西自古不变的“常”，即人性永恒的美。

       《三三》里的三三与翠翠、夭夭一样，天真、单纯、乖巧、活泼，有着湘西少女特有的纯情天性，她生活的环境也与翠翠、夭夭生活的环境一样，毫无世俗的侵染，堡子里比屋连墙、山明水秀、嘉树成荫、池水澄澈，鱼戏其间，犹如浮在透明的空气里，谁想吃鱼了，谁都可以拿个钓竿去钓，愿意钓多少就钓多少，末了，钓鱼人总是把钓到的大鱼送两条给住在池塘门前的主人，而三三也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仙境里，换几回新衣，过几回节，看几回狮子龙灯，慢慢地就长大了。
三、野性张扬与浑沌愚昧之湘西世界



       在《柏子》、《虎雏》、《虎雏再遇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等作品中，沈从文反复赞颂一种粗犷、雄强的原始生命力，他在《虎雏再遇记》里这样写道：“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幸好我那荒唐的打算有了岔儿，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锢定，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本锢定。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这当然不是歌颂愚昧和暴力，而是出于一种改造虚伪、孱弱“国民性”的真诚思考，正如苏雪林所评论的：“他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他很想将这分野蛮气质当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发现......也有同我们一样的人性[5]。”这一解释与评论，能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沈从文的表现人性的小说，也将他写性的作品与一般性爱小说、黄色小说区分开来。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因受封建礼教的荼毒致使爱情理想的实现受到阻碍而以悲剧结局的故事，在这类故事中，他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压倒了他惯用的那种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的牧歌情趣，谴责了旧中国农村种种违背人性的陈规陋俗，这类作品以《萧萧》、《一个女人》、《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等为代表。

       在《一个女人》中，沈从文讲述了十四岁的三翠嫁作人妻，十五岁生子。“但是，时代变了”。“爹爹一死，作丈夫的随了人出外县当兵去了[6]。”儿子一年年长大，丈夫却不见归来。小说结尾三十岁的三翠“抱了周岁的孙儿”[7]，儿子儿媳将再次重复父母辈的人生悲剧。

       《萧萧》中的萧萧也是12岁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婆婆“生来像一把剪”[8]，丈夫是个比她年少九岁的“弟弟”。萧萧在进入青春期后被花狗引诱失身。虽然最后因为生了儿子而全家欢喜，没有遭到沉潭的酷刑摧残，却始终遭人遗弃，与“爱情”二字无缘。

       而在《巧秀和冬生》里，另一位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却惨遭沉潭命运的女性----巧秀的母亲却没有萧萧那么幸运，她二十三岁守寡，因“不安分甘心如此下去，就和黄罗赛一个打虎匠相好”[9]，族中人将二人生生捉住，捶断了打虎匠的双脚，加之族祖又读过几本“子曰”之书，势力强大，就由族祖建议将巧秀娘背负石磨残酷沉潭，面对如此厄运，临死前巧秀娘却嘱咐她的三表哥叫巧秀长大后不要记仇，从容赴死。

四、人格觉醒与苦难深重之湘西世界

       沈从文有一部分反映现实内容较多的如《丈夫》、《贵生》、《牛》等作品中，描写了“湘西乡下人”人格尊严的恢复与生命之火的复燃。牛大伯、贵生和丈夫，他们起初总是在社会和生活的重压下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压抑了自己的生命力，但当他们发现这种压抑只是一种自我摧残与自我欺骗时，他们就宁愿过一种更艰辛、却更合乎人性的生活。所以《丈夫》中的丈夫在耳闻目睹了妻子在船上的生活种种之后，终于唤醒了丈夫的自尊与人格意识。他从切肤之痛中发现自己可怜又可悲，作为丈夫的地位、权利与尊严已被剥夺殆尽，在屈辱、痛苦中终于在第二天早晨带着他的妻子回转乡下去了；《牛》中的牛大伯失手伤了牛的一只后脚，因怕误农时而想方设法、费尽周折请人治好了牛，当牛大伯可用它耕地、畅想秋天收获的时候，他的牛却意外地被“衙门征发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官府”的征收把他的希望变成绝望，他仇恨“官府”却又奈其不何，后悔当初“为什么不重重的一下将那畜生的脚打断”。《贵生》中的贵生，他放火烧自己和小卖店老板的房子也和丈夫的哭一样，是痛苦到忍无可忍时的发泄，是乡下人无目的的发泄，他发泄的对象不是真正的责任者五爷，而是与自己一样的无辜者。但他的觉醒与那个丈夫和牛大伯相比已是先进一步的觉醒了。

       沈从文的湘西作品，还有不少描写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悲苦的命运，但作家没有简单地再现他们生存的艰辛，更多的是表现他们在痛苦和不幸面前迸发出的顽强坚韧的生命力。

       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芸芸众生，尽管背负着祖祖辈辈因袭的重担，尽管处于官绅兵匪重重相欺的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却在艰难竭蹶下显示了令人惊叹的生存能力。滔滔江流上的水手和沿岸的农民、矿工、士兵们，在悲凉严酷的现实面前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顽强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生不已，享受生命的乐趣。这其间既有命运的生的挣扎，又有执着于人生的爱的喜悦。

       在《长河.题记》里，沈从文这样写道：“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庸俗人生观”，是“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的“泯灭”。进入湘西的“现代”二字，不过是这纸烟罐头之类，“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公文八股和实际世故。”青年人失去了长辈品德，日益浅薄和享乐趋附时髦。作家用“从乡下随着带来的尺秤”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批判，他在对田园生活和都市文明进行道德评论的基础上，把田园生活加以理想化，理想的田园生活正在成为过去时，他感到了失望和惆怅。

       《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是反映都市文明入侵下农村生活变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描写统治势力伸向北溪村这个世外桃源，原有的宗法制度、风俗习惯，都要被政治和“法律”代替。人们对于这种破坏原始民风，带来种种的“设官”感到愤恨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在设立官府前最后一个迎春节痛饮狂醉。但是独有年长的猎户和他的六个年轻徒弟没有醉倒，他们抗拒官府，逃进深山，以打猎为生。他们做工吃饭，在世界上自由地生活。保存了一切勇敢诚实天性和美德的“野人”，虽然最后被官兵捕杀，但他们对“平均”、“公道”生活理想的追求，不畏强暴反抗黑暗现实的“判逆”精神，却是典型的浪漫悲剧英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之所以热情歌颂原始性的乡村生活，并不是试图美化现实，粉饰太平，恰恰相反，倒是外来文明影响下的现实生活在作品中受到了猛烈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