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教育制度发展的同时，罗马的教育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西塞罗和昆体良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了罗马教育思想所取得的成果。

一、西塞罗的教育思想

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是罗马共和后期的政治家，拉丁散文文学的主要代表，也是罗马重要的教育思想家。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论共和国》、《论善与恶的定义》和《论雄辩家》等著作中。

西塞罗认为，全部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政治家，而只有优秀的雄辩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因此，教育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培养雄辩家。他指出，一个雄辩家不仅要能言善辩，而且必须具有良好的、多方面的素养。首先，他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西塞罗指出，一个雄辩家之所以需要广博的知识，是由雄辩术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雄辩术集众多科学与学问，其内容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因此，对于一个雄辩家来说，“掌握广博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不具备这个条件，要做到言词流畅不仅不可能，而且荒谬可笑”[1]。他又说：“依我之见，除非他拥有各种重要的知识和全部自由艺术，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雄辩家，因为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语言必然是矫揉造作的，而且是冗长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其演说也必然流于语言空洞而幼稚。”[2]西塞罗认为在雄辩家所学习的各种知识中，伦理学是最重要的。伦理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西塞罗看来，一个雄辩家之所以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原因还在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洞察人心，理解人的感情活动，并且了解社会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演说，打动听众，使其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

其次，雄辩家应当具有修辞学方面的特殊训练。这是因为，如果仅仅具有广博的知识，而无表达知识的能力，那么，知识便是无用之物。雄辩家与一般博学之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具有知识，更具有使知识充分、生动地表达出来的能力。因此，一个合格的雄辩家必须具有修辞学方面的良好素质，牢记雄辩术的一切规则，能够通俗易懂、优美生动并且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再次，雄辩家应当具有优雅的举止风度。西塞罗指出：“演说是由身体、手势、眼睛以及声音的调节及变化等等加以控制的，它对于演说本身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3]

西塞罗进一步提出了以“人道”为教育理想的主张。所谓人道，是指为人之道。而要尽为人之道，他认为，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1）必须充分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2）以同情、仁爱、礼让等规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只有具有文化修养的人才能称做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尽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因此，教育工作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昆体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等方面的思想，在昆体良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二、昆体育的教育思想

昆体良（Quintinlianus，35～100或40～114），古罗马帝国时期的雄辩家、著名教育家，出生于西班牙（当时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埃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个小镇，少年时期赴罗马学习雄辩术。公元70年，受命主持罗马第一所国立拉丁语雄辩术学校，成为罗马历史上第一位公职教师。公元90年退休后，主要从事著书立说，主要著作为《雄辩术原理》。

（一）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作用的论述

与西塞罗一样，昆体良也主张把培养善良而精于雄辩术的人作为教育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他认为，一个雄辩家既要擅长雄辩，通晓各种有价值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才能，同时也应具有崇高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对于雄辩家来说，才能与德行是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在一定意义上，德行比才能更为重要。这是因为，雄辩术是一门高尚的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正义和德行，指导人们趋善避恶。雄辩术应当是为真理为正义而战的战士手中的武器，而不应成为强盗手中的工具。昆体良明确指出：“我所要培养的人是具有天赋才能、在全部自由学科上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来为世界争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是各方面都超群出众、完善无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论都崇高圣洁的人。”[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昆体良也把雄辩家的培养当做教育的基本目的，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他所说的雄辩家与西塞罗所说的雄辩家是有明显不同的。在西塞罗的思想中，雄辩家实际上就是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而在昆体良所处的时代，由于实行帝制，通过雄辩成为政治家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昆体良所说的雄辩家一方面是指训练有素的律师，但更主要的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道德的和善良的人。

昆体良充分肯定教育的巨大作用，认为大多数人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天赋，都能敏捷地思考、灵敏地学习。真正天生愚鲁而不可教的人，是极为罕见的。另一方面，人生而具有的天赋才能，仅仅是个人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天赋才能的发展有赖于不断的实践，更有赖于良好的教育。一个天资聪慧的儿童，如果在成年后无所作为，那说明他缺少的并不是禀赋，而是教育。

昆体良虽然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也认为教育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他指出，教育的作用应当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教育者应当尊重受教育者个性差异和年龄差异。

（二）昆体良的教学理论

昆体良教育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他关于教学问题的一系列主张。

（1）教学组织形式。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普遍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个别教学。与此不同，昆体良提出了分班教学的设想。他主张把学生分成班组，在同一时间，由教师对全班组而不是对个别学生进行教学。他认为实行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不但教师一次可以教许多学生、节省时间与精力，而且学生也可以在与其他同学的共同学习和交往中，接受良好榜样的影响，从教师对别人的批评和表扬中，得到警示和鼓励。这些优越性是个别教学所无法比拟的。

在强调集体教学的同时，昆体良注意到因材施教的问题，认为教师在面向班级进行教学的时候，同样要了解学生的能力、个性特点和倾向，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扬长补短，长善救失。

（2）教学原则与方法。在教学的原则与方法上，昆体良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反对体罚。在古代国家的教育中，体罚是非常普遍的方法。昆体良主张废除体罚，认为体罚是对儿童的凌辱，会使儿童心情压抑、沮丧和消沉，对儿童的成长产生非常消极的后果。与此相联系，他强调运用奖励的方法，认为对儿童（尤其是那些脆弱或缺乏自信心的儿童）加以赞扬、给予荣誉，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促进儿童的发展。

昆体良提出了教学应当适度的原则。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在深入观察、了解学生的个性及能力的基础上，节制自己的力量，发展学生的能力。既要避免要求学生做力不能及的事，又不可让学生放弃力所能及的课业。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内容的分量应当与学生的接受能力相适应，以防止学生的负担过重。这个原则可视为近代教学量力性原则的萌芽。

为防止学生因学习负担过重而造成疲劳，。昆体良主张学习与休息相间，使学生的精力得以恢复，更愉快地进行学习。为此，他主张在学习间隙，可让学生进行有节制的游戏活动。防止学生疲劳的另一方法是更换课业，使不同课程的学习交替进行。

昆作良主张教学应当明白易懂。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绝不能故弄玄虚，绝不能装腔作势以抬高自己，而应当简洁、明了地讲授知识。只有这样，学生才易于接受，并牢记不忘。

昆体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经常向学生提出问题，促使学生积极思考，从而提高教学的效果。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必要的时候，应当让学生自己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以防止事事依赖别人的坏习惯。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培养学生思想的创造性。因此，教学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授各种知识，而且还在于养成独立的判断力、创造性以及其他各种能力。

（三）关于教师的论述

昆体良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要做好教育、教学工作，要培养完美的雄辩家，教师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教师应当具有全面的素质。

首先，教师应当是才德俱优、即言即行的人。昆体良认为，教师的道德面貌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教师自身所具有的高尚品德能防止学生的行为流于放荡；相反，教师的行为失检，就会对学生产生有害的影响。因此，一个优秀的教师，首先必须是道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

其次，教师应当具有广博的知识，应当是公认有学识的人。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真正履行教师的职责，培养出完美的雄辩家。

第三，教师应当热爱学生，能够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学生。昆体良认为，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应当是和蔼的，又是严峻。但和蔼不等于放纵，严峻并不意味着冷酷。教师应耐心工作，既不对学生发脾气，也不纵容学生。

第四，教师既应熟悉所教学科的内容，又要能熟练地运用教学方法。只有深刻理解所教学科的内容，教师才可能有效地教学。也只有运用良好的教学方法，教师才能够使教学内容更好地为学生所接受。

第五，教师应当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个性、才能和倾向，更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为此，教师应当经常、深入地观察学生的言语、行为和活动。

  昆体良是古罗马时期最为重要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思想来源。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和17世纪夸美纽斯的教育学说，同样受到来自昆体良的有益启示。直到19世纪，昆体良的思想仍受到广泛的赞誉。英国著名思想家穆勒（J.S.Mill）认为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一书是“整个文化教育领域中古代思想的百科全书”[5]。

[1]孟禄编：《希腊罗马时期教育史料》，310页，1928年，英文版。

[2]孟禄编：《希腊罗马时期教育史料》，310页，1928年，英文版。

[3]孟禄编：《希腊罗马时期教育史料》，429页，1928年，英文版。

[4]孟禄编：《希腊罗马时期教育史料》，501页，1928年，英文版。

[5]引自张斌贤等著：《西方教育思想史》，165页，成都：广州教育出版社，1994。